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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限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一九二八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胡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
一九三〇年夏天,他参加主办上海暑期讲习班文学组时,来找胡也频教课,我们才开始恢复联系。一九三一年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我参加左联工作,主编《北斗》,我们接触较多。一九三三年他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由于秘密工作的限制,我们就几乎没有见面了。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我同雪峰只见到可数的几面。一九三七年他到延安汇报工作,我们见到了两次。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同在北京,并先后主编《文艺报》。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除工作、会议以外,相见仍然很少。一九五八年我去东北以后,根本就连消息也无法听到了。
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来往可数。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那时我以为他还在浙江,消息隔绝,后来才知道他正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一九五八年我到北大荒后,我同陈明谈到朋友的时候谈到雪峰也较多。一九六一年从报纸上知道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一个长时期没有在报章杂志上见到过他的文章。后来知道有的座谈会上,有一点他的发言记录,但我那时正在狱中,无法读到;最后,连他的死讯,我也一点不知道。在一个世纪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我们实际是隔绝在两个世界,而现在我却只能在明媚的春天的阳光之下,缅怀他几十年为党所作的贡献。想到他几十年的坎坷生涯,我不能不挥洒老泪,仰天长叹:雪峰同志,你过早地离开了文坛,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战友啊!
雪峰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并永远使我怀念的是他的兴致盎然的一些谈话,在我们短暂相聚时的那些谈话。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他最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