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变了,他是来劝降的!真可耻,真可恶!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帐子外边,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说:“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理他,仍旧睡着,只希望他赶快走开。我怕见龌龊的东西,他真龌龊!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对冯达说:“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在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听到这话,冯达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无可忍。
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
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他不再说话了,可是也不走,赖在这里捱着。我坐在里间,冯达也坐在里间。他就在外间同看守闲聊,还在这里吃中饭。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顾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陪我吃牢饭?”他不高兴地看看我,无可奈何,只低头吃饭。
第二天,是十八号,汪盛荻又来了,他想再同我谈话,我不理他。他又捱到吃中午饭。我有点看出来了,便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海口了?你昨天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已经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来。唉!脖子上套了一个圈,是吗?”我哈哈大笑。他不敢发脾气,勉强吃完这顿饭,很快就走了。十九号上午,他没有再来。我问看守:“今天那只狗怎么没来?”三个看守都笑了,说:“他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跟上峰讲了。”我心里真有点痛快。
跟着,又来了一个小瘪三式的文人,自己报名叫张冲(叫张冲这个名字的人真多!),听说我来了,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