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墨家一样，在法家的论著《韩非子》和《淮南子》中，其关于服饰的美学理论也和道家有些相似，但内容并不是很多。
《韩非子·解老》中说道：“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意思是说，礼仪是内在的表面现象，文饰是本质的装饰物。所以君子取其内在而去除其表象，喜欢美好的本质而讨厌其外在装饰。那些要凭表面装饰去体现内在品质的，必定不是真情实意；需要装饰后才去表现本质的，其本质必定是糟粕。为什么这么说呢？假如和氏之璧不用装饰得绚丽多彩，隋侯之珠也不去镶金嵌银，它们的本质本来就很美，其他的装饰品根本都不配。凡是要靠装饰才显得美的，那是因为它的本质就不美。
韩非子的这种观点是将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根本对立，从今天的矛盾论的哲学观点来说，他是太绝对了一些，所以没有驳倒儒家的“文质彬彬”说，也就没有建立起自家的美学理论。
《淮南子》中也有着这样“文”与“质”内在和外在对立的说法：“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饰其外者伤其内”“见其文者蔽其质”“能两美者，天下无之”。尤其是最后一句，认为“文”和“质”能够都具备的美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韩非子是矛盾的，他在《韩非子·外诸说左上》中讲了一个寓言：秦伯要把女儿嫁给晋公子，但是他要求晋公子为女儿亲自穿上新装，所以在出嫁女儿之前，把陪嫁的七十个滕妾，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只把女儿素面朝天地给打发了。结果大大出秦伯的意料，晋公子爱那些个滕妾，却唯独冷落了女儿。这与前面所说的“质不需文饰，需文饰者不美”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了。
另外，《韩非子·显学》中也说道：“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意思是说：毛嫱、西施天生就美，就算我们老是称赞毛嫱、西施美，也不能使自己也漂亮起来，但如果给自己施以胭脂粉黛，那就比之前能美上一倍了。这一番论述，也是和“质不需文饰，需文饰者不美”不一致的。在这里，韩非子也赞同化妆修饰可以使人更美。可见，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好质而恶饰”的思想，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从而法家也没有像样子的美学理论，虽反对儒家的“文质彬彬”，也赞同几分道家的美学思想，但终究是将自己陷进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