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在给万历皇帝的奏折中曾苦苦劝谏：“皇帝正值盛壮之年，正是理乱之会，若不将大小政务整顿一番，中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复一日，盛年渐往，蛊惑益深，即欲挽不返之势于倦勤之余，亦无及矣...古称成汤改过不吝，非是圣人无过，惟圣人乃能改过耳。汉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经乱而悔，千古更有何人？以圣主当盛年，一日不悔即汉唐，一日悔即尧舜。章疏可一日发，缺官可一日补，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罢也。陛下何惮一日之发，不以成万世之业，立万世之名乎？”
言辞恳切，动人心扉，而万历皇帝老方一帖，两手一摊，装聋作哑：“听不见！”
早在万历十年，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玩出了“九嫔十俊”的花样。除此之外，万历皇帝贪财的名声在明代所有皇帝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他还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
朱翊钧怠政严重，致使朝政荒废，而内阁辅臣争斗不休，朝中党争不断，明廷财政危机，边防日弱，终于出现了东北建州女真势力崛起的苗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开始正式和明朝分庭抗礼。
28年后的1644年，多尔衮携福临占据京师，满清入关，神州易主。
纵观整个明朝近300年的边防战争史，明廷在边境地区的主要作战对象一直是北元残余势力（前期是鞑靼，后期是瓦剌）.在万历朝以前，女真人一直都不是明军的作战对手，辽东地区也不是明军的主要作战方向。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甚至是算不上对手的对手，在萨尔浒、辽阳、大凌河、松山步步紧逼，屡次陷明军于绝境，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空前强大的心腹大患。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廷征调精锐部队赶赴辽东想一举灭了努尔哈赤，但却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击溃，明军自此难敌女真军事势力。也正是从万历皇帝后期开始，大明王朝才真正进入了衰败局势中。
1620年，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此时留给明光宗泰昌帝（插嘴一句：就是大臣力保的万历皇长子朱常洛，在位30天，死于红丸案。此案对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客观上加剧了明朝的灭亡，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历史空间）以及明熹宗天启、明思宗崇祯的已是一个海内汹汹、四方异动、乱众迭起的烂摊子。内忧外患下，即使17岁的少年皇帝崇祯宵衣旰食，勤勉励志了十七载，依然无法改变帝国轰塌的命运。在国祚交替之时，崇祯皇帝却赢得了李自成以及朝鲜盟友的一致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