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百日维新／１６７有没有这方面的新人向朕推举一二？”翁同龢想了想，回禀道：“愚臣那年做会试总裁之时，在许多举子中选擢出一个才具极优的士子，后来他高中进士第七名，现任工部主事。因他职分甚小，不能上达天听，所呈的几份条陈都被大臣扣留压下了。此人姓康，名有为，因是广东南海县人氏，故人称康南海。他还有一个弟子，叫梁启超，学问也极广博，能深析世界大势。陛下如欲整顿朝政、一意革新，非用此二人不可。”光绪帝听罢，非常兴奋，说道：“老师既有这等能人，何不早说？若真是这样的奇才，朕早该擢升重用他。”翁同龢慨然说道：“陛下如一意革新，事还不迟，慢慢入手做起来就是；切不可锋芒太露，使太后生疑，那就是累赘了。”光绪帝听了，暗自点头。实际上，光绪帝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这次要“单干”。万一慈禧过问，那就投其所好，把她喜欢的、赞同的告知于她。光绪帝认为事不宜迟，那天和翁同龢议定后，便准备在便殿召见康有为，咨询变革维新之事。在考中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之前，康有为在士子们中间已经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早在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他有感于时局艰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初作《大同书》表现出拯救国家、干一番大事业的抱负，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寂寂无闻、科考落榜的学子，光绪帝没有看到他写的奏疏。过了三年，他写完《新学伪经考》，并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写成《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把孔子塑造成一个具有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圣人，是一本以孔子之名宣传改革科考制度、革新政治体制等资产阶级思想的书。光绪帝通过老师的介绍粗略了解了维新派的主张，与历来国家制度不同，康有为等人宣传的改良思想为光绪皇帝治国理政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他想借维新派之手重振帝业。为了重用康有为，他首先想到为他升官，但又有违祖制，只得去请示慈禧。颐和园有座专供慈禧看戏的戏台，叫德和园大戏楼。楼宽十七米，高二十一米，共有三层，分别代表福、禄、寿。最上层的匾额题字“庆
１６８／紫禁城的落日：慈禧传演昌辰”，中层匾额题字“承平豫泰”，下层匾额题字“欢胪荣曝”。平日里慈禧就在这里听戏。楼对面有两间休息室，放置长炕一具，慈禧每逢听戏，或坐或卧，非常舒适。这天，所有京津地区的著名伶人，如谭鑫培、汪桂芬等都被请来表演。光绪帝不能亲自宣布驾临，必须跪在内门，等候大太监进去通禀后才能觐见。大太监李莲英熟知老佛爷与光绪帝的关系，因此很多时候为讨好慈禧，他总是拖拉很长时间后才去禀报皇帝驾临。因而，每次觐见慈禧，光绪帝也不得不谨小慎微，买通慈禧身边的侍奉太监才可以入觐。实际上，这些奴才是受了主子的指使才敢如此放肆。慈禧对光绪帝在紫禁城中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她想看看皇帝想干什么、能干成什么，只要不触碰她的利益，只管旁观由他折腾去，但她决不会接受维新派提出的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光绪帝在戏楼外等候了近一个时辰也不见太后传话入见，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他起身正要离开，李莲英才出来表示“歉意”，连说慈禧老佛爷今日约了名角唱他们最拿手的唱段，不便谈论政事，请万岁爷改日再来。光绪帝很愤怒，特派人告知康有为封官恐怕一时难成。康有为听了既生气又失望，一怒之下辞去工部主事的官职，专门宣传维新变法。直到这时，朝廷内外的有志之士才逐渐明白“由器至道”才是办洋务的“血肉”，思想革新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七月初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主持。《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主旨，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十月初一，严复①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二月初一，谭①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字又陵，福建侯官县人，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后赴英国留学，深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他是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教育家，他的著名译作有《天演论》《原富》《法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