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唐代庄田发展的过程，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造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局面。大批的均田农民成为流民。庄田经济的发展，使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大庄主拥有大量财富，并招收流亡的农民到其庄田内劳作。这样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不断对土地侵占，农民陆续逃亡，又产生了两个现象：一是使中央政府的户部没有了征收租庸调的对象。这么一来，中央政府的税收相应减少。而不得不依靠地方。二是在军事上，府兵制崩溃。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均田制的破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
这样就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强大，各藩镇节度使独占本镇财赋：“郡中官吏，皆自置制，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其结果就是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当中央的财权和兵权都渐渐地丧失，面对奚族、契丹、大食、南诏和土蕃的威胁，在无奈之下，中央只好变府兵制为募兵制，招募职业兵戍边，以节度使统领。唐政府在睿宗景云二年设置节度使，以掌握地方军政。开元以后，唐朝在沿边设有九个节度使。从此节度使的势力日益扩大，节度使又多兼安察使、安抚使、度支使者，他们在地方不仅掌握军权，同时还掌握经济大权：“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于是藩镇势力日强，中央势力衰微。
李林甫、杨国忠执政后，忌贤妒能，为了断绝其他大臣上升之途对已相位的威胁，一方面闭塞唐玄宗的视听，自专大权，威胁诸官不许多话：“今明主在，群臣将顺之之不暇，乌用多言！”
同时，李林甫大力提拨蕃族寒人，提拔蕃将为节度使，边镇的军事不断增强。胡人安禄山兼河东、范阳、平卢节度使，兵力达十八万之多，竟掌握了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国土的五分之一。这个占全国三分之一兵力的大军区，就是大军阀安禄山日后发动安史之乱叛乱的实力基础！
藩镇出现后，在政治上藩镇割据各拥兵自强，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藩镇掌握了本镇财政权，赋税完全不交到唐中央去。节度使的职位也是父死子继，或部下拥立，一般唐中央只能事后追认，不可更改。如势力最大，为患最大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三镇节度使前后五十七人，中央所任者仅四人。其余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部将擅立。
经济上，唐边镇多进行屯田或营田，本来这种屯田营田是封建国家的土地。后来节度使把它们都完全控制在自已手中。如幽州节度使朱滔，使部下刘怦广垦田，节用度。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稹，唐中央欲调其为淮西节度，他上表说：“臣去岁种的麦，请待收麦毕，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