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加大改革，要从改革教育制度，要从培养人才方面入手，然而到了最后，洋务新政很难说成功，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事业，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创造的一切还是半新半旧不中用。
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他们尽最大限度避免与外国人冲突，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
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新政，同时他们又好多事，总是挑逗与外国的关系，倘若政府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几乎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闹到最后，还是爆发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的增长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戳破了。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新的选择，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四章即最后一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中，用六节篇幅讲述1895年之后至1930年初期的中国政治史。在这一章，蒋廷黻从甲午战后列强瓜分狂潮说起，说了俄国人对中国的野心及李鸿章的轻信，说了戊戌变法，说了义和团、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还对民初的政治史、袁世凯之后的政治发展有所叙述。
只是由于这一段与蒋廷黻当年的政治现实关联太紧，因而他在这一章中的许多叙事其实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放弃了或者说偏离了先前客观中立的科学立场，将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都视作孙中山展开革命活动的准备和阶梯，以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方才是中华民族重建复兴的唯一路径，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语言。
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过就总体而言，学术史的研究表明这部小书依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