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管得不严，罗芳村的社员能拿到边境耕作证，白天就过去香港那边，在资本主义地盘上耕田干活，晚上再回我们社会主义这边生活。香港那边的东西我们是不允许带过来的，那大家只好吃饱了肚子再回来。许多人白天从耕作口过去，晚上就再也没回来了。后来政策变了，不让过境干活了，耕作口一封闭，罗芳村的人就跑去后海湾扑海，一晚上逃走了几百人。”
魏东晓：“刚才罗芳村的蔡支书对我说，我们罗芳村，人均年收入一百三十四元，香港新界的罗芳村是多少？一万三千元！这相差多少倍？”
梁鸿为：“收入差距如此悬殊，人心怎能不向外！两年前，小平同志在叶帅陪同下曾经到过宝安和深圳。省里有人把逃港事件捅到了小平同志那里。齐书记告诉我，小平同志当时说了两句话……”
所有人都盯着梁鸿为，等待那两句话。
梁鸿为停顿了一下，说出了那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一片沉默，接着的，仍然是沉默。
梁鸿为继续说：“同志们，对饥饿中的群众大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些天，我走遍了沙头角、莲塘、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渔一大队，基本上上次齐书记走过的地方，我又走了一遍。我们解放三十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看起来，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出了问题，农民负担很重，只要政策对了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方向东诉苦道：“齐书记支持我们宝安在中英街搞点边贸，可是没多长时间，就有人打小报告，一直捅到中央去了。”
梁鸿为：“我觉得你们宝安可以接着搞嘛，把外贸基地规划好，还是有干头的，看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就种什么、养什么。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就大胆干，不要动不动就拿什么主义的大帽子扣下来，资本主义有些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学习学习。”
蔡伟基低声嘟囔：“梁副书记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
魏东晓握着拳道：“光是敢说还不行，还得敢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