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想”了，他对那些“又钝又锋利”“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的眼睛感到害怕了。他想喊“救命”，这是“狂人”对吃人社会的呐喊在阿Q耳中微弱的反响。但是已经太迟了，阿Q终于没有喊出声来，在他开始可能明白自己是庸众的牺牲祭品时，他已被枪毙了。
鲁迅有一次曾说他之所以枪毙了阿Q是因为应付报纸的连载已经厌倦了。这或许是戏言，像鲁迅这样有心的艺术家是不会把一个在心中酝酿了很久的小说随意地断然结束的。他这样做，肯定是经过了细心的安排。一方面是以此讽刺传统小说中的“大团圆”结局的俗套，另一方面，也为了戏剧化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从较明显的层次看，小说回答了他早在日本就提出了的问题：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阿Q消极方面的特点综合起来是“奴隶性”。据许寿裳说，鲁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曾两次被野蛮的异族（元代和清代）所奴役和迫害。许寿裳的回忆中还说，这种奴隶性缺少两种根本的道德因素：诚和爱。但这篇小说对庸众的象征的表现却似乎更深刻。阿Q的命运似乎说明：这在历史上被奴役被迫害的中国群众，也是非常善于奴役和迫害自己的同类的。
我在这里对《阿Q正传》说得比较多，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也因为它标志着鲁迅用小说探索国民性的某种结束。在这次概括性的处理以后，鲁迅在其他小说中便只选取国民性中的某一两点来讽刺，如《肥皂》《高老夫子》和《离婚》。只是最后，在最独特的一篇《示众》中，才有了又一次的对庸众“看客”的集体的描写。《示众》几乎是《阿Q正传》中示众场面的重复，只是写得更细致。或许是因为这时鲁迅对自己技巧的圆熟已经更有把握，特地要向自己挑战并超越自己。《示众》完全舍弃了情节和心理分析，写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现象，是鲁迅“白描”技巧的光辉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贩、学生、怀抱婴儿的女人、儿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异形象被摄入特写镜头。有意的表面形象的描写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空虚。他们似乎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