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之根据在于“利”，故在其看来，国中所有的政策只有对于百姓有利才有价值，也才是一个好政策。而百姓之利莫大于百姓之富庶。故《墨子·节用上》云：
“圣人在一国施政，一国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大到施政于天下，天下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这种财利的加倍，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而是根据国家情况而省去无用之费，因而足以加倍。”
圣人之治，在于“天下可倍”，万事于民有利方可行之。于民而言，最大之利莫过于富庶，所以任何对百姓的富庶没有直接的好处或者有害处的行为，则当废弃。所以，我们应该崇尚节俭，反对铺张浪费。故《节用中》云：
所以古代圣王定下节用的法则是：“凡是天下百工，如造轮车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使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而那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有利于民用的，圣王都不做。
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是：“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手脚，耳聪目明就行了。不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
古代圣王制定做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的天青色的衣服，轻便而又暖和；夏天穿细葛或粗葛布的衣服，轻便而又凉爽，这就可以了。”其他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利于民用的，圣王不去做。
又云：
“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盖当时之社会多铺张浪费之风，墨子以“节用”治之。吾人亦应自省。
同理，吾人亦当“节葬”。《节葬下》云：
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不会使贫者富、寡者众，不会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相互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
而墨子认为厚葬于求富、求众、求治皆无益处，故需去之（见《节葬下》）。儒家仿周礼，效仿先王之道，认为需要按照等级制度埋葬死者，而墨子则不然，认为只需“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即可。墨子主张节葬短丧，皆因其无利于民。这里便可看出儒家与墨家在观念上的区别，儒家认为应该恢复周礼，尊重贵族等级，而墨子则多着眼于普通大众。
同理，吾人亦当“非乐”。《非乐上》云：
今天下士君子，请当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在墨子看来，乐之一物“亏夺民衣食之财”：制造、演奏音乐都需要大量劳力，不仅浪费财务，而且影响生产，且欣赏音乐时影响君子听政，干扰政务。于民毫无益处，故需“非”。盖因音乐为情感产物，故在极端的“功利主义者”墨子眼中一文不值。
当然，墨子在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不仅仅是因为其铺张浪费，还因为这些无用之物影响了人民生产。《七患》云：“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子之所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了不节也。”若无生产，则“节”之一字毫无意义。在墨子看来，只有首先重视生产，而后做到“节”，则人民富庶之日可望也。
对于墨子的诸多观点，庄子虽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却又不得不感叹：“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评价可谓中肯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