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志”与“鬼神”之后，墨子提出了“尚贤”与“尚同“之政治上的要求。墨子认为在天志之下，人间亦应为贤者之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如人间的“天志”一般，此等人的权利近乎于无限，《尚同上》云：
墨子说：古时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人们用言语表达的意见，也因人而异。所以一人就有一种意见，两人就有两种意见，十人就有十种意见。人越多，他们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对而别人的意见错，因而相互攻击。假如听到善与不善，却不向上面报告；上面认为对的，也不认为对，上面认为错的，也不认为错；上面有过失不能规谏，下面有好人好事不能广泛地向上面推荐；与下面勾结而不与上面一致，这是上面所要惩罚，也是百姓所要非议的。”上面根据这些方面来行使赏罚，就必然十分审慎、可靠。
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认为在人类初生之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时，并无国家与法律，每个人与其他人都是敌人，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之中。众人不满足于这种状态，于是纷纷立约把绝对的统治权赋予其中一人，这就是国家的起源。是故，国家统治者必然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众人又将恢复至原始状态之中。此等国家权威几于上帝无异（详见《利维坦》）。墨子的理论与霍布斯的理论极为相似。
在国家没有建立之前，没有道德、是非标准，所以天下大乱。但是，在国家建立之后，天子的命令的应当是绝对的是非标准，除此之外，不应该在有其它的标准。《尚同下》云：
现在为什么居上之人不能治理他的下属，居下之人不能事奉他的上级？这就是上下相互残害。什么原因会这样？就是各人的道理不同。所以计议上面的赏赐赞誉，不足以勉励向善，计议上面的非毁惩罚，不足以阻止暴行。这是什么原故使之如此呢？就是各人道理不同。
墨子其时，面对天下之弊，诸子百家皆纷纷著述，陈述其说，其中不免口诛笔伐。墨子则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之一则是“煽惑人之学说之毒”，其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恶是非标准，每个人都可作出自己的判断。故《尚同下》云：
然而考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获知下情呢？墨子说：“只有能用向上统一意见施政，这以后就可以了。”所以古时天子设立三公、诸侯、卿、宰、乡长，家君，不只是让他们富贵游乐而选择他们，而是将使他们协助自己治理刑政。所以古时建国立都，就设立了帝王君主，又辅佐以卿士师长，这不是想用来取悦自己喜欢的人，只是分授职责，使他们助天明治。
在下者同于上，而天子上同于天，代天发令，且“天志”为“兼爱”，则必然能使天下“兼爱易别”。可是此种帝王几于西方教皇无异，故荀子云：“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形”（《荀子·天论》），实为有理。
